1952年7月，傅雷夫人在上海黄浦区愚园路93号小楼漱石馆工作的沙发上，拿着一本２４页的小书，开始了对施耐庵的《水浒传》手抄本的校勘工作。
那本书，就是后来广为传诵的《与施从事书》。傅雷夫人的校勘工作，除了占用了她很多业余时间，还耗费了她重金置办学者必备的资料。傅雷夫人之所以不惜代价亲笔校勘《水浒传》手抄本，恰恰在于她深知这部小说的分量。她认为，“中国四大名著”之一的《水浒传》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代表作之一，已名扬天下，“也深影响日本及东南亚等国的文学”。
通过对《水浒传》的细致校勘工作，傅雷夫人不仅发现了原来被认为是错字的用法其实就是施耐庵异文，还通过对“义士”的释义研究，认为“义士”不只是“大丈夫”、而是具有一种“社会意义”、“政治意义”、甚至“哲学意义”的特殊含义。傅雷夫人的校勘工作，在当时受到了相当大的关注和赞誉。不少学者认为，这部小书已经在编辑史上具有了改革意义。
从包含超过70种异文的手抄本，到对“义士”含义的深入解析，傅雷夫人的校勘工作为我们揭示了当年的写作背景、写作风格和社会背景等诸多方面的信息。她的努力和精神，对于中国古典文化的传承和数字化文献的保护，皆有着重大意义。
